1990年以前，我认识的人除了家人、同学之外，不认识别人，连邻居都不熟悉。而同学也基本上是大学同学，初高中同学已基本失去联系，大学同学因毕业后各奔西东，也少有联系；2000年以前，我认识的人基本上是音乐圈里的从业者、媒体的工作人员，这些人跟我熟悉的加在一起有百八十个，能成为朋友的也没几个。2000年以后，认识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杂，人脉关系像一张突然张开的网，无限延伸下去。这大概跟我从事的工作有关系，我以我进入《三联生活周刊》作为我正式进入媒体的起点。

我这人有个心理毛病，比如，在社交场合，陌生人多了，肯定就变得紧张不安，所以从来不敢主动跟人打招呼，说话不敢直视对方。更要命的是，我从来记不住人的模样、姓名和电话号码。这是个很得罪人的“习惯”。后来，有些人跟我成了朋友，才对我说：“你这人很难接近。”我说：“其实我也想靠近你，但是没有那份勇气。”这大概是我以前朋友圈子很小的原因。

我尽可能学会去放松自己，认识更多的朋友。认识这么多人干嘛呢？我也不知道，可能孤独的时候想起这些人会有点安慰？或者通过这些人能知道更广阔的世界？不知道。

拿《小强历险记》的这帮人来说吧，这里面有个幕后人物叫老颓，本名杨葵，他在《小强历险记》中担任道具助理和标语书法，他原来在作家出版社担任副主编，编辑过不少有影响的书，我也从很多人的嘴里听说过这个名字，在某个酒吧也和他打过照面，但是没人介绍，所以一直没有正式认识。2002年，有个朋友想出书，指名道姓要找一个叫杨葵的编辑，问我是不是认识。我说听说过，其实我也想认识他，这样，以帮助这个朋友出书为借口，我终于认识了杨葵。那次见他是在北京三里屯芥末坊酒吧的二楼，杨葵同志仰坐在一把椅子上，周围有很多美女，里三层外三层围着，我感觉我就是冥王星，杨葵是太阳，让我望尘莫及。我好羡慕他，泡吧时可以泡仨。我在旁边立等了大概半个小时，忽然美女中出现了一条人逢，我立即见缝插针，挤了进去，说明来意，替朋友把这件事搞定了。

说来也巧，没多久，有人组织了一次去云南采风的集体活动，我正好跟杨葵住在一个房间，这回不熟悉都不行了。通过杨葵，我又认识了这部电影的主人公张小强。我认识小强是在两年前，当时《南方周末》的编辑部主任向阳来北京出差，攒了一个局，杨葵通知我，让我去。在这次饭局上，我认识了两个人，一个是名字都快把我的眼角膜磨出茧子的黄集伟，一个是张小强，前者为我们的电影题写了片名，而后者，我从来没听说过。不过听朋友介绍，这个人神通广大，什么人都知道，什么事儿都知道。一见面，小强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人长得有点像姜文和颜峻的综合体，让他们三个人站在一起，没人说他们不是一家人。但是小强在那次认识后，联系不多，偶尔有些关于媒体的事情，我会打电话咨询他，他总以逗趣的方式来回答问题，一来二去也算熟悉了。

真正跟小强混熟，还是在我开博客之后，有饭局的时候，打电话给他，让他出席，小强总是扭扭捏捏，百般推脱，“不嘛，我就不嘛”。后来我干脆就在博客上连篇累牍介绍小强的传奇人生，还给他开了博客，我们在他的博客上胡说八道，小强终于坐不住被我们拉下了水。我之所以费尽心机拖小强下水，是因为他是个非常风趣幽默的人（和在《小强历险记》里判若两人），有他在场，不缺笑声。他有着超强的记忆力，他的手机从来不存电话号码，打电话完全凭记忆。众人不信，当场试验，小强对答如流。他说：“我是从139开始背，现在背到135了。”如果您的手机号码在这个范围内，恰巧您又认识他，您随时可以验证他的记忆力。所以我一直怀疑这个研究俄罗斯文学的小强能把《静静的顿河》倒背如流——河顿的静静。

当然，还有一部分人是通过网络认识的网友。比如小精子。在小精子认识我之前，她做梦都想不到自己会有这样一个令男人两腮发红的香艳名字。我开博客后，小精子，不，那时候她叫一个很漫长的名字，在我博客上留言，我就跟踪找了回去，发现她的博客写得很好玩，就看上瘾了，这样的姑娘必须认识。当我看到她的照片，哦，天哪，天哪，她长得怎么这么像……于是我毫不犹豫给她起了这么一个绰号。要换个女孩，估计早跟我翻了，没想到，她欣然接受了这个名字。的确，起名字很关键，一个好的绰号会源远流长，比如“小精子”。

还有一个网友，就是在《小强历险记》里扮演司机的可研，我认识他是在论坛上，他当版主，我灌水捣乱，于是他实在忍无可忍，我俩就在网上掐了起来，不打不成交，就这样成了朋友，后来亲如兄弟。我第一次认识可研，还有一个女孩在场，这个人就是在《小强历险记》中扮演警察的张咔嚓，其实她的名字很女性，叫张若璇，但不知道为什么起了一个让男人下半身发凉的名字。我们三个在一个小酒吧里畅谈人生理想。有一天，咔嚓对我说：“表哥，我觉得我人生因为认识你之后改变了许多。”很多朋友因为我又认识了别人，在这张大网当中，每个人都是网中的一个结。

在这帮人当中，我认识较早的人有我们都习惯称之为简总的简巍，我认识他的时候是1991年，他刚上大学，因为一篇文章认识的，算是这里面最早的。我跟他在一起，话题基本围绕音乐展开的。他的经历也很传奇，后来真成了简总。然后是胡力涛，我们都叫他狐狸。1992年，我倒卖过一段打口磁带，去大学办过一次讲座，那次讲座认识了一个校友，我们经常联系。而狐狸正好是这个校友的高中同学，就这样，我认识了狐狸。后来我不卖打口带了，去了音乐公司、媒体。而狐狸也去了《精品购物指南》，就这样，我们更熟悉了，成了哥们儿。那时候的狐狸，非常风光，全华语地区的唱片公司企宣和经纪人以及全国的演出公司老板都追在他屁股后面，因为他负责《精品购物指南》的头版，就是一个明星照片，旁边配点文字的版面，谁要是能上了封面，人气立马会提升一大块。什么演出在《精品购物指南》上一介绍，门票销售能提高三成。狐狸那时候忙得不可开交。有一次他找我，从进门那一刻起，他的手机、呼机铃声就没断过。但就是封面那几行文字，狐狸都不爱写，后来总编给他专门制定一个制度——狐狸法案，如果晚发稿一小时，扣100块钱。上午10点钟截稿，但是狐狸能拖到第二天10点。有一次，我跟他约稿，我知道他是个拖拉机，所以一天一个电话叮嘱他，周五发稿，周三的时候，他说我今晚就写出来。周四的时候，他说明天给你。周五的时候，他说我这就给你送去。过一会他来了，进门就问，你这有纸吗？我给了他一张纸，他趴在桌子上，半个小时，把稿子写完。我看一遍稿子，没的说。

要问他为什么成为拖拉机手，因为狐狸有个爱好，打网球，网球比写稿重要。后来，他终于不堪忍受那些企宣、经纪人和演出公司的骚扰，离开了《精品购物指南》，专心打网球。为什么在1999年之后北京的演出市场不好，这跟狐狸辞职有很大关系。

平客也算认识比较早的一个，1993年，我当过一段自由撰稿人，有一次，在地铁站买了一份《天津青年报》，我那时必须买很多报纸，然后看到哪些报纸适合我投稿就给它写稿。在这份报纸上，我看到文化娱乐版的责任编辑叫蓝迪，多小资的名字啊。于是我就给他写了篇稿子，没多久，稿子登出来，他还给我回了封信，说早就知道我了，希望我能去天津上他的节目。然后我就去了天津，跟他做了一个节目。后来我去音乐公司工作，跟他正好对口，联系逐渐多了起来。再后来，他到北京工作，改名平客，接触就更加紧密。虽说后来联系时断时续，但这份交情却更加坚固。

王小山一度是我的偶像，1999年左右，我还在网上苦苦寻觅一些音乐资料的时候，王小山啊，猛小蛇啊，红心杀手啊，黑心杀手啊已经把互联网搅合的无穷动了。我当时还想，能认识一下他们当中的一个，多光荣啊。后来，一个叫棋哥的人，组织了一次饭局，我终于认识了王小山，此时已经是2005年，小山不做杀手好多年。王小山说：“我记得你以前在网上骂过我。”天啊，这是真的？后来，去黄山开会，小山也去了，但是那次基本上没我认识的人，大概我的社交障碍毛病又犯了，所以跟小山也没说几句话。直到我打算拍《小强历险记》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出现的“男二号”就是王小山，还有谁比他更像警察呢——除了警察之外。因为《小强历险记》，就跟小山混熟了。

我跟土摩托的相识是因为音乐，因为一次讲座、一盘磁带和一封信，我们就成了哥们。1994年，他在美国读书，回国期间，认识了一些文化人，其中正好有我认识的张广天，土摩托要办一次讲座，没有音乐资料，张广天找到我，我带着资料去听讲座。后来还吃了顿饭，然后我都不记得是否给他留过地址。4年后，我已经搬了两次家，但是还收到了他从美国寄来的一封信，里面有一盘磁带，还有一个电子邮件地址，就这样，我们勾搭上了。2002年，他要出书，我把他介绍给老六。2005年，他回国了，由于他在美国生活了十多年，除了模样跟中国人一样，思维方式已经完全美国了，回来后很不适应，尤其是跟我们这帮人混在一起的时候，总显得内存不足，他不是那种很幽默的人，但是往往总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幽默，这种可爱之处不是谁都能学得来的。他的美国梦式的理想在他回国后接连破碎之后，最终成了我的同事。

当然，在我认识的朋友当中，有个人绝对不能漏下，这个人就是老六。老六这个名字从我听到那天开始，就一直跟当今的流行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比如，我想知道金庸的事，绕来绕去就能绕到老六身上，我想知道周星驰怎么回事，也能跟老六扯在一起。总之，我发现，近年来一些文化现象都跟这个叫老六的人有关。这是谁家的孩子？连老六都这么有出息，他五个哥哥姐姐肯定更有名。于是我对老六这个人心驰神往。一次，我帮《北京青年报》约关于周星驰的稿子，如果做得好，我就可以进《北京青年报》工作了。终于可以有机会跟老六联系了，这是个多么充分的借口啊。于是我贱兮兮地用颤抖的手拨通了老六的电话。电话那头一个低沉的男中音用很委婉的方式拒绝了我约稿的请求，然后把我踢给了一个叫“咪咪”的作者。也好，老六认识不成，还可以认识个姑娘，于是我再次用颤抖的手给“咪咪”姑娘打电话。“咪咪”一接电话，哦，天哪，天哪，怎么是个男的？就因为这个“咪咪”是个男的，我就没兴趣交待如何写周星驰了，他就随便写了一篇，报社不太满意，我也最终没有去成《北京青年报》，只能含恨去了《三联生活周刊》。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我们匆匆相遇。那是2001年，著名的戴方戴少爷过生日，我去了，屋子里都是些时尚男女，我站在其中显得格外土气。就在我自惭形秽、无地自容的时候，天降大任于这厮，一个中年男子进来了，他的打扮、长相让我无地自容的感觉缓和了很多，因为终于来了一个比我更土的人。我在想，戴少爷怎么还认识这样的包工头呢？说不定是卖盗版的，也可能是修暖气的。这时，此人拿出一张名片，递给我，我看了一眼：张立宪，这名字倒是跟他的形象比较吻合。然后他用低沉的男中音跟我说：“你好，我叫老六。”哦，天哪，天哪，我心驰神往的老六啊，你怎么长得这么不负责任呢。没几分钟，老六便匆匆离去。望着他蹒跚的背影，我感慨，啥叫人不可貌相啊。那渐行渐远的背影，显得愈发高大了起来。那年认识老六是我最大的收获，因为他，我又认识了更多稀奇古怪的人。后来，我们开玩笑，说他是“京城文化名人”。一次，老六很严肃地对我说：“其实咱们互相开这个玩笑无所谓，可是别人真要这么想就没意思了。”我跟老六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农民。

上述这些人，都有一技之长，平时这些人凑在一起就是一台戏，生旦净末丑，冲突在一起，段子很多。每次饭局，我坐在那里静静观察，真的好像一个不知要演多少集的电视连续剧一样。